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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導老師淺談《霸王別姬》中人物形象的魔性因素

2019-12-06

來源：中影人教育

　　霸王別姬，可謂是陳凱歌電影生涯中的巔峰之作，僅此一部，再也不能超越了。

　　無論從演員、角色、色彩、結構，讓人看了又看。

　　又是一部倒敘的電影，導演們都喜歡“故弄玄虛”，因為觀眾們也喜歡。虞姬終于還是死在了霸王的劍俠，現實也好，戲里也罷，也許只有這樣，才能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吧。

　　都說戲子無情，但他卻將自己的一生，將自己滿滿的情誼都投身于他的那個“他”。“一輩子，就是一輩子，差一年，一個月，一個時辰一分鐘都不算一輩子”。也許在那個年代是不被允許的，但是，如果連愛都是可恥的，那還有什么是美好的。

　　沒有張國榮，沒有程蝶衣，就沒有《霸王別姬》，他的一舉手一投足，千嬌百媚，我見猶憐。

　　我本是女嬌娥，又不是男兒郎。

　　對于影片表面所呈現的同性戀傾向，我們不能簡單的予以認同，因為真正意義上的藝術形象是極其復雜的，而這樣復雜的人物，其心靈發展往往是一個過程，從正面到反面，或者從反面向正面發展，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一個向對立面轉化的過程。在其中潛藏了人性的復雜與生命的無奈。影片中的程蝶衣、菊仙等人物形象都有這種強烈的藝術震撼力，同時也都蘊涵著某種惡魔性因素。當然，這種惡魔性因素并不是像西方藝術形象中所表現的那樣，以殺人、嗜血為其復仇手段，就像古希臘神話中的美狄亞為了報復丈夫對自己的不忠，殘忍地將自己的兩個孩子殺死，《霸王別姬》中程蝶衣和菊仙的身上雖沒有如此的血腥，伹又是同樣的聚集了人性的惡的因素。也正是在這種善與惡的多元構局中形成了他們獨特的震撼人心的藝術魅力。

　　首先影片中的時代背景便是一個充滿了迷亂、狂熱和瘋魔的世界，雖然時間在影片中的指向語焉不詳，但是其線性發展的歷史仍然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迷亂的影像。1937、1948、1966三個定格的時間段展現了不同時代同樣的瘋狂。不可避免的，在這樣一個瘋魔的時代產生了一個藝術的天才，伹同時也是一個瘋子，正如段小樓兩次說他“不瘋魔不成活”。而這是在經歷了一番蛹化蝶的艱難裂變才完成的，當小豆子經過“三度暴力閹割情境”(被母親砍去胼指，被師哥用煙鍋袋捅嘴，然后被張公公強暴)之后，他終于邁出了他瘋魔人生的第一步。在從張公公處回來的路上，他撿了一個棄嬰(也即后來的小四子)，在這里，小四子剛被撿回來時，師傅說“各人有各人的命”，然而小豆子還是收養了這個棄嬰，其中的一個特寫鏡頭是小棄嬰赤條條的被大家圍攏來，而他的周圍是一片祥和而神圣的光暈。這種偶然的祥和卻是一種極其強烈的不和諧，他的被遺棄，正是小豆子自身的寫照，包括后來段小樓與菊仙的結婚之夜，他傷心欲絕，去赴袁四爺的盛宴，臨走時，替小四子他們蓋被子，鏡頭出現了與小時的師兄二人相擁而睡一樣的情景。在小四子身上他不僅始終印證著自己的存在，而且這也完成了他作為一個女人的身份轉變，被“強奸”，然后“有了”孩子，這個過程經過身心的雙重痛苦裂變之后終于完成。如果僅是如此也就罷了，不幸的是，他雖然對鏡像中的霸王和虞姬深深迷戀，但同時，他又在潛意識里反抗著這種身份的篡改，所以才構成了他的復雜人性，釀成了他的悲劇人生。這種反抗一直隱現在影片的始末，當小豆子唱到《思凡》一曲時，即使被師傅打得皮開肉綻，仍然還是那句“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甚至在聽到師哥說“浸了水，手就毀了”，倔強的他寧可傷殘自己，也不愿改變自己的身份。有意思的是，在影片的第二段，程蝶衣戒大煙期間，在巨大的痛苦中，影片以一個極具表現力的特寫鏡頭展現了程蝶衣的無言的反抗，他的扭曲、變形的臉凝視著直插入魚缸中的那只張開的手，讓我不由得感到了一種絕望的、痛苦的反抗，而這種反抗，直到影片的最后達到了高潮，在經歷了時世的滄桑變換之后，與十一年未見的師哥再次登臺亮相，在強光直打的孤獨中上演著二人的《霸王別姬》，程蝶衣終于又唱出了他的“我本是男兒郎，又不是女嬌娥”。然而一切都已是物是人非，所有的都回不去了，也許這時他也不用再問：“虞姬為什么要死?”因為段小樓不再是“霸王”，虞姬死了，他也死了。終于他以他的死印證了師傅那句話：“從一而終。”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程蝶衣是有著他的強烈的男性身份指向的。他不是純粹的同性戀者。

　　正相反，程蝶衣是作為一個“女人”來愛段小樓的，也即一個女人對男人的愛，一個女人對末路英雄的愛，他將自己的人生和戲混為一談，他沉迷于自釀的如戲的人生中，在這份悲劇的愛戀中，展示了人性的沉淪與掙扎，展示了他的瘋魔，他的惡。在與菊仙這個真正的女人的較量中。他顯然要稍稍遜色，他如一個失寵的少婦一般充滿妒忌和滿腔的恨，他會對菊仙冷嘲熱諷，他會對段小樓滿懷深情地說：“師哥，你別走!”所有的這一切都是一個女人的愛恨情仇，當鏡像中出現戲裝的蝶衣與素裝的段小樓相依的情景時，蝶衣深深的迷戀于這種假象，而段小樓則感到局促不安，因為他們倆本就不屬于一個世紀，戲裝和素裝之間的較量必然以蝶衣的一廂情愿而陷入無邊的苦難與絕望之中，“我想讓你，不是，我要跟你唱一輩子的戲”，這里主動語態與被動語態的轉換顯然已將自己置身于一個從屬的地位，化為一個“女人”要一個男人愛她一輩子的承諾。為此，他釋放了他的惡，他以救師哥為由意圖攆走菊仙，他以為是菊仙的出現擾亂了他們平靜的生活，這種惡的力量，直到最后，達到了頂點，他瘋狂的揭發菊仙“是個妓女，是個婊子”。同時，更具悲劇意味的是，他愛的是一個本不存在的人，是一個人間的幻象，這從他與段小樓之間的話語錯位即可看出，當段小樓與菊仙成婚的那一晚，他在袁四爺那里得到那把段小樓曾愛不釋手的劍時，段小樓面對著他的深情只這樣說道：“好劍!可是又不上臺，要劍做什么?”此刻，二人的情感錯位顯而易見，對于段小樓來說，這只是一把劍而已，而在蝶衣那里，卻是一個定情物，兩次得到這把劍都是以自己的“貞潔”換來的，第一次在張公公那里，段小樓拿著這把劍，驚嘆地說“好劍，項羽要是有這把劍，一定把劉邦殺了當皇帝，那么你就是正宮娘娘了”，無心的一句戲言，卻成了蝶衣的承諾，他對師哥說，“我一定會把這把劍送你的”。于是在遭強暴之后，他將這把劍送給了師哥。第三次贈劍是在北京解放，共產黨進城的時候，他再度贈劍，希望與師哥重歸于好，然而，在沉重的空間里，他、段小樓和衣衫襤褸的大太監張公公同出現于歷史的縱深里，于是，昔日的太監，舊時的戲子，與前面歡舞的新氣象構成了某種隔閡。顯然，歷史還在延續，命運卻必定多舛。

　　作為文中的真正的女人，與程蝶衣相對的實在意義上的女人，她看似成功的俘獲了段小樓。然而，她從未真正得到她想要的。盡管她不是一個貪婪的人；但她也不是一個善良的人，她有著厲害女人的心計，她會把握自己的命運。她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但終究還是失敗了。當她將自己全部的血汗錢一股腦的推到老鴇面前，并且很有意味的將自己的繡花鞋也脫下的時候，老鴇說“妓女她永遠是個妓女”。為此，當她義無反顧的赤腳走向段小樓時，一段難解的情緣便橫空而來，她同樣也在釋放她的惡，她同樣也在讓段小樓遠離程蝶衣，在以同樣的砝碼要挾著彼此，她要段小樓背棄所謂的師門教訓，她讓段小樓學會保護自己，然而，他們之間也同樣出現著錯位，如果說程蝶衣與段小樓之間存在著難以跨越的障礙，那么菊仙同樣也是，在菊仙為段小樓勾眉時，段小樓說：“師弟說了，這眉子得勾著立著點兒才夠味!”說者無心，聽者有意，菊仙知道她是無法將二人隔開的，于是，在重重的壓力和背叛中，終于走向了毀滅，菊仙死了，當段小樓最終指認她就是一個妓女時，她的夢徹底破滅了，她穿著結婚時的鮮艷的嫁衣懸梁自盡，那雙紅繡花鞋醒目的放在一邊，意味深長。

　　段小樓不是英雄，也做不了英雄，他是一個活在現實中的大男人，對于現實，他有著很強的承受能力，面對師父的暴力，他始終積極迎合，大叫著為師父喝彩，甚至有時會充當師父暴力的執行者，如對小豆子的那出痛徹心扉的搗嘴。影片中的三次拍磚頭其實也是段小樓性格的生動刻畫，第一次是在為師父解圍的時候，盡管頭破血流，盡管事后仍受到了師父的責打，但仍透著一股義氣，第二次是在解救菊仙的時候，不過用的是茶壺而已，體現了他的情，如果說前兩次還透露出一種英雄主義的話，那么第三次則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現實意義上的段小樓，他不是霸王，在歷史的暴力中，他是渺小的，當小四子再次把一塊磚頭放到他跟前，讓他拍時，磚頭再也拍不斷了，他會指責程蝶衣的種種。他同時也會指著菊仙說：“她，她是個妓女，我，我不愛她!”像瘋了一樣在狂喊的揭發聲中，在惡魔似的人群中聲嘶力竭。

　　總之，這部充滿了迷亂和狂歡的影片，以其人物形象的惡魔性因素構成了影片獨特的藝術魅力，深刻的展示了女性的歷史命運，揭示了人性的沉淪與痛苦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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